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语境中，英文中的“freedom”和“liberty”有着并不相同的精神指向，前者被称为“消极自由”，即“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后者被称为“积极自由”，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八六六年，作为幕府使节的译员从欧陆访问归来的福泽谕吉在撰写介绍西洋地理、政事、兵法、科技、航海的《西洋事情》一书时，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采用的是其时普通人能轻易理解且在室町时代（1336～1573）就已拥有颇多读者的《二条河原匿名书》中的“自由”一词。这一原本来自佛教经典的汉字，基本语义是“自主任意”，与其时西洋在理性意义上倡扬的“freedoms”和“liberty”并不十分贴切。由于担心被望文生义地误用，福泽谕吉郑重提醒“学者宜审慎用之”。同样，严复在一九○二年翻译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论》时，也将书名改译成《群己权界论》，强调英文原意上的“自由”本为中国历代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