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阶级的兴起，可以说是在晚清末。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之初，空前的财政危机使一些实力派官员不得不“承办一切者，惟赖以商”，从而竭力主张以商为国本。一九○一年清廷颁布的上谕，即明确了以“通商惠工”作为基本国策。一九○三年又设立商部，参照英国的公司法和日本的商法，制定了中国的第一部商法的《商律》，规定民间可以自由经商，集资创办各种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地位平等的公司，并享有国家一体保护之利益。此外，清廷还陆续颁布了商标注册、商标等级、保护商人专利、公司注册、破产、私人试办银行等一系列法律。更重要的是，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清廷明谕宣称要根据商人出资办实业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官衔，使得不少富商大贾因此显贵。对此，时人赞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也只封为伯，更多百战功臣则对封爵为有望而不可得，清廷这一举措真可谓“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