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挽救近代以来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启蒙思想家们十分注重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国家公共政治事务，可悲的是，底层民众对此多旁观和沉默，致使“举国皆我敌”几为启蒙思想家们的普遍心态。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先生，他甚至将这些酣睡的民众视为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不过，这一意识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先生在一九○○年二月所撰写的《呵旁观者文》。在这篇文字中，梁启超先生痛斥了他视为“旁观”的国民性，指出这不在于国人生性阴险狠毒，而在于太无血性。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需要其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他们却每每“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