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暴力统治之下，侵略/反抗并非被殖民者生存状态的全部历史。就如一八九三年四月，年轻的甘地乘上了从南非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头等卧铺车厢。途中一位才上车的白人乘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手持该车厢厢位票的甘地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当火车抵达下一站时，白人把警察叫来，甘地被强行赶下。在茫茫黑夜中他孤身一人，冻得浑身发抖，直到晚年时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一夜。不过，此前他曾努力融入这个社会。伦敦留学期间，甘地脱下从孟买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印度民族服装，换上时髦的礼服、丝织礼帽、皮鞋、白手套和一支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为了梳整又乱又硬的头发，他特意买了一瓶美发油，每天用几个钟头的时间，站在大镜子前面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甚至他还买了一把小提琴，报名学习舞蹈课程，聘请一位法语教员讲授法语，同时还聘请一位讲授演讲艺术的教员，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就如那个时代的斯洛伐克人被马扎尔化，印度人被英国化，朝鲜人被日本化，却不被允许能够与马扎尔、英国或者日本上层统治者们平起平坐，就像被邀请至《一千零一夜》中那个专喜愚弄穷人的波斯王子（Barmecide）举行的宴会，却注定得不到食物的人一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