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的美国，尽管钢铁产量早超过了英国、德国的总和，人均产值已是英国的五倍，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一，但相对于世界领先的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在其大学仍然是一个新奇的理念（a novel concept）。作为比较，自一八五○年普鲁士宪法规定“科学与教学应该享有自由”，德国大学教授享有与军人同等的崇高社会地位，薪酬也是欧洲（也是世界上）最丰厚的。虽然大学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但院长和校长由全体教授选举产生，教育部无法插手干预。待遇优渥的德国大学教授作为真理的探索者、发现者和传播者，不必过于担心学术研究和教学“迥异时俗”而遭到打压。然而，此时美国大学却受到董事会的严格控制，一旦教授的学术观点触怒权力人士，立刻就会遭到严词训诫，乃至无情解聘。一八八六年、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七年，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接连发生因为教授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董事会指控和解聘的事件。再至一九○○年，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斯（Edward A. Ross，1866-1951）又因为公开发表批判性言论而遭到校方的解聘。